180年后的反思——再读《天朝的崩溃》

今年是纪念鸦片战争180周年。鸦片战争作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战争而被载入史册，它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矛盾，也使得知识分子的民族自信心断崖式下跌，同时，它将中国拖入世界工厂，将我们和传统农业文明生生割裂，我们被迫开始学习，开始变革，开始跌跌撞撞的走进现代文明。

《天朝的崩溃》作者茅海建先生，是1954年出生在上海的历史学家，主修中国近现代政治和外交。他的人生黄金50年中，经历了文革、文革后的社会大反思和改革开放，社会处于急剧变化中，史学家的反思、对史料的精密考证和对使得茅海建先生的研究抛却了民族主义和情绪，从史料中抽丝拨茧，分析也更加理性冷静、更加全面客观。我认为当一个国家可以冷静的剖析所受的伤害，才是一个成熟的国家。毕竟正如作者所说失败的战争要比胜利的战争更能给我们启示。胜利会让人振奋，失败会让人反思。

说起鸦片战争，在我们很多人的脑海里只是轮廓和片段的记忆，比如林则徐虎门硝烟、三元里抗英、关天培殉国等等，但若论起整个战争的来龙去脉，我们似乎又不甚了解，甚至被我们津津乐道的三元里抗击，其意义远远大于抗争效果。为什么是大清末年被如此蹂躏，清12帝没有一位庸主，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中国的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为什么是我们遭遇了这样的战争？难道只是一句国力衰弱，闭关自守就可以解释的吗？这场战争看似突然，却是众多因素集合导致的“必然”，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大清轰然倒地，开始屈辱的进程呢？

一、闭关自守、积弱不贫

在大航海之前是没有世界史的，各个国家在区域内凭借实力形成区域的中心。在大航海之后，殖民者通过掠夺和贸易将各个大洲联系在一起。商船即战船，坚船利炮永远是为贸易开道的。在这个过程的前半期，中国是不在其中的。对于西方各国来说，如果不是像利玛窦或者郎世宁这样的传教士长期生活在中国的话，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马可波罗》时代，对他们来说，中国是迷一样的存在。对于东方各国，特别是东亚各国来说，中国是神一样的存在，不仅因为儒家文化深远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还因为在长久的历史中，周边各国被打怕了。

我们一直存在的天下观念也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狭隘的天下观念，这源自我们长久的处于农耕文明的食物链顶端。历次外来入侵要么被打败，要么最终被融合。长久的领先和心理上的优越性使我们沉浸在舒适区，丧失了危机感。

积贫积弱，一直是清末给我们的印象。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我们或许国力弱，但是不论从哪个角度讲，我们都不贫 。战后的赔款相当于英国1843年全年GDP的三分之一。这场战争耗费了中国3000万两白银的战争费用，加上2100万银元（西班牙银元）的赔款（折合1470万白银），这是什么概念呢？当时1两白银相当于20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这是一大笔钱。此战后，我们一路战、一路败、一路赔款、一路割地 ，国家机器仍能正常运转，这些都需要巨大的财政支持。

站在百姓的角度来看，真的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国家对百姓不再蓄养民力，而是不断使唤，3000万两战争费用中就有500万是民间捐赠（也可以说搜刮来的）。现存的史料中几乎没有普通百姓的记录。我们只知道当时百姓并没有国家概念，英国人的战船靠岸时，甚至还有人去穿上兜售茶叶蛋，他们只是想活命。这样的社会基础是不能指望有大规模的民间抗争的，你可以说道光不懂得群众路线，但是就当是的情况而言，对百姓来说，不论谁坐江山，都要缴粮纳税，抵抗是朝廷的事，他们只要活命。

我想很多人看到这里会义愤填膺，怒斥不争。但是所有的这些都建立在我们的认知基础上，不要苛责前人，苛责他们没有政治智慧和外交谋略，在时代的尘埃落下时，没有一位幸免者。

二、军队涣散、器不如人

军队涣散、器不如人，历来为人所诟病，但是当我们回到当时就会发现这一国策可以延续百年的原因。清是满族统治的，不仅是异族统治，还面临着众多反清复明势力的威胁，为了便于统治，国家暴力机器一定要远超于民间的反抗，武器和防御工事的标准还是乾隆一朝规定的，这些标准对付民间是没问题的，既然主要是应对民间治安，军队更像是民兵、警察、保安甚至街道治保主任的角色，军队抵御外辱的任务倒是靠后了。这个国策使军队分散治之，无法集中兵力发动优势抵抗。漫长的海岸线，对当时的大清来说真是噩梦一般的存在，为了应对海上而来的英军，全国疲于调兵，甚至会从青海调集军队，本来英军远袭，我军守城，却变成了我军千里奔袭。这样的调动对战争的策略是不利的。

绿营军的八旗养尊处优多年，早已不再像父祖那般善战，更多是为了糊口。军饷低，甚至拖欠，让军队无心训练。即便如此，军队的编制仍是香饽饽。冯玉祥将军曾说过一个事情，小时候父亲很想让自己补缺，但是几次都未能如愿。终于有一次，冯将军父亲的旧交有了一个机会，就立刻帮他补了上去，同僚问这位公子叫什么？其实那位旧交也不知道冯将军的名字，为了不被人顶占，就随口说叫冯玉祥，于是一代枭雄的名字就这样出现了。职业军人就像体制内的在编职位，薪水不够就做个兼职，上级的薪水不及兼职的收入，训练时就可以招个替身，不妨碍自己赚钱。有点像包工头是不是？

如果因此就说他们无用也是冤枉了。毕竟在广州一战中，1600多个绿营军死守城池，不退半步，在当时创造了一个奇迹。是长官体恤还是兵饷不欠？更多是由于这些人几辈在此守边，祖坟在此，家眷在此，身后是家园，只能背水一战。如果说三元里抗争只是百姓自发的，规模有限，效果有限，那么这些士兵的抗争则是由组织的，由此可见，个人的命运只有和国家命运在一起时，才会迸发出巨大的力量。

三、决策摇摆、政令不一

道光皇帝虽然不才，确是一位守成的君主。虽然不想起边衅，甚至对战争有畏惧，但是他依然抱着守土有责的心态禁烟，甚至最初对禁烟的态度之坚决堪比林则徐，这种坚决中虽然不乏对夷狄犯边和皇权被挑衅的愤怒，但是它确实明确发出了禁烟的号角。甚至为了节省费用，他命令紫禁城年度费用控制在20万两白银，这对一个皇帝来说实在不容易。

在清朝统治者眼中，朝廷的危险在西北而不在海上。自从收复台湾，万里海疆就十分平静，往来十三行的商船都有定数，而且不能上岸，对朝廷没有威胁。但是在西北，不论大小和卓叛乱还是葛尔丹的叛乱都对大清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所以鸦片战争中，朝廷从全国调兵增援东南沿海，却始终没有调动新疆和内蒙的八旗，国家的战略重心也可见一斑。

但是皇帝的眼界并未因地位的崇高而有扩展，他和他的下属们只能看到眼前的利益，而且官僚们最擅长的不是勤于战事，而是揣摩“圣意”， 不客气的说皇帝看到的信息很多是他想看到的信息，而不是应该看到的信息。而且，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但是皇帝显然认为圣意更有指导性，乱发命令也给前线的指挥带来困惑。显然，只有意念和勤勉显然是不足的，轻敌和误判，使前线的指挥愈加不利，担负责任的官员愈加呈守势，因为一旦战败，他们要担责任的，长官会把所有问题推卸到他们身上。上下言路的不畅也误导了皇帝的判断。

一旦战线被突破，对战争的畏惧使得他的态度急剧变化，从“剿”到“抚”的变化，就很好的展现了这一点。但是不论是哪一个，只是一个说法而已，并没有改变战败的实质。

四、后记

这场战争之后，列强像吸血鬼一样扑上来，从沿海、沿江再到内地，很多领土被割占，其中的一些地方一直到现在都让我们备受困扰。但是我们是一个有很强的纠错意识和纠错能力的民族，此后的一百年间，中国的知识分子震惊、困惑到不甘、变革，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族自救。

作者完成这本书的时候尚在20世纪末，他眺望即将到来的21世纪，发出世纪之问：我们将怎样进入21世纪。

今天，我们重新回到国际中心，开启民族复兴之路，在国际事务中更加积极地争取国家利益，展现文化自信，体现大国担当，在前进中不断修正民族性格的缺陷。我想，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回答作者世纪之问的答案。所有随风而逝的都属于昨天，所有历经风雨留下的才是面向未来。#情感写作小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