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群:“政学系”首领的达变人生 (1) 从结拜兄弟到高级幕僚
张群:“政学系”首领的达变人生 (1) 从结拜兄弟到高级幕僚
作者:杨帆
在天府之国的四川省华阳县,张群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1901年后张群就学于新学堂,1906年在读华阳中学时听说保定军官学校在四川招生,于是投笔从戎,考入步兵第二队。
当时来自浙江奉化的蒋介石在炮兵科学习,由于所学科目不同,此间两人并不相识。1908年张群考上公费留日,与蒋介石等63人一起东渡日本留学。在赴日的轮船上,张群与蒋介石邂逅结识,从此成为终生莫逆之交。
到东京后,张群与蒋介石双双进入日本陆军预备学校振武学堂。张群原拟继续攻习步兵,但由于蒋介石学习炮兵,张群出于对蒋介石的佩服,见贤思齐,于是也转入了炮兵科。
留学日本,一方面使张群与日本结下“不解之缘”,乃至对其一生的政治发展、仕途经历产生了极大影响;另一方面使他与蒋介石成为了莫逆之交,为日后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创造了契机。
在日本,张群和蒋介石一起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并经黄郛介绍,参加了留日军人秘密组织“丈夫团”,投身反清革命活动。辛亥革命爆发后,在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之一陈其美打电报给蒋介石,召他回国参加革命。张群闻讯,与蒋介石一起返回上海,参加上海的光复之役。
当时张群和蒋介石、黄郛同在陈其美手下任职,朝夕相处,又有留学日本时结下的深厚友谊,经黄郛与张群提议,征得蒋介石的同意,三人仿效古人“桃园三结义”之举,于1911年11月末,焚香点烛互换兰谱,结拜为异姓兄弟。当年黄郛31岁,蒋介石24岁,张群22岁,排行第三。从此,张群对黄、蒋更为尊重,凡事均以盟兄意见为是。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张群被通缉,于是携妻子亡命日本,入日本士官学校完成学业。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举起护法旗帜,张群和蒋介石同任大元帅府参军。当时西南各省发表宣言支持孙中山,但四川军阀林立意见分歧,张群被派往四川联络协调,后来当了两年警察厅厅长兼成都市警察局局长。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张群应胡景翼之邀赴开封,任河南省警务处长兼开封市警察局长。
黄埔军校创办时,蒋介石曾派王柏龄到上海邀请旧时同学及同事赴粤工作,张群因故未能成行。1927年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把总司令部设在南昌,准备全面反共,建立反动政权。为了拉拢党政军各方面官员拼凑班底,将张群从河南召到南昌,任命为总司令部总参议并主持南昌行营,成为蒋介石名正言顺的幕府领袖。
兄弟分别十年,如今聚首,两人决定从此紧密合作。尤其蒋介石“得势”,张群更是甘愿助盟兄一臂之力。
张群虽然学过军事,军人出身,但追随蒋介石后弃武从政,使出浑身解数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四处游说,可谓如鱼得水,做得有声有色。蒋介石分配给他的第一桩使命便是游说孙传芳。孙传芳及其将领数十人出身于日本士官学校,张群与他们均有同窗之谊。张群借此关系提出上中下三策供孙传芳选择。第一为上策,即与国民革命军携手共同北伐;第二为中策,即局外中立;第三为下策,即助吴佩孚对抗国民革命军。
无奈孙传芳当时轻视国民革命军力量,认为国民革命军成不了大事,不屑与之携手。又因曾受吴佩孚提携,不愿负吴,于是采其中策,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保持局外中立。这样,蒋介石派张群游说孙传芳的目的已经达到,张群出师得胜。而孙传芳的所谓中立却不是很好保持的,当北伐军挥师挺进武汉的时候,孙传芳感到了自身的危险,这才悔之不迭,方从赣州发动攻势,怎奈已势单力薄,大势已去。
正是在张群等人的参与谋划下,蒋介石在北伐军进占南京、上海之后,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然后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张群被提升为军政部次长,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兼上海兵工厂厂长,一跃而成为蒋介石身边的要员和最亲近的幕僚,从后台走到前台,正式公开参与蒋介石的一系列决策。
从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张群被称为“蒋介石的怀刀”,活跃在国民党内。蒋介石也经常把最不放心、最难处理的事情交给张群办理,张群也最能领会蒋介石的意思,总能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与蒋介石共进退。
1930年张群出任上海市特别市长。刚刚上任,中原又起战火,阎锡山、冯玉祥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倒蒋,双方投入兵力上百万。当中原大战正酣之际,争取张学良成为蒋介石及反蒋派取胜的关键。张学良在战争初期保持中立,暗中静观战局发展。张群受命充当“掮客”角色,带着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委任状和巨款赶往沈阳,与吴铁城一起,又跟踪张学良从沈阳到葫芦岛再到北戴河,再三游说,软磨硬泡,终于说动张学良出兵助蒋,使蒋介石最终取得中原战场的胜利,张群的一张嘴抵过了千军万马,为此再立奇功。
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中,张群是新政学系的领袖。所谓新政学系,不过是一个熔旧式官僚、新派学者和政客名流于一炉的松散型政治组织,是一个既无组织亦无原则的政客集团。由于张群的推介,原属北洋时期的政学会成员如黄郛、杨永泰、吴鼎昌、熊式辉、陈仪、吴铁城、翁文灏等,纷纷投到蒋介石门下,为蒋介石出谋划策,成为国民党内一个主要政治集团,人称“新政学系”。
政学系的主要任务,一是对各党派的运用,二是对各实力派的运用,三是对英美和对日本外交的运用。其中对实力派和各党派的运用,是政学系手中的一张王牌。他们以揣摩蒋介石的心理、愿望和需要进行政治策动,一般对各种政治问题都预先做好几种不同的答案,根据情况或形势变化提出相应的主张,故能和蒋介石的意图一拍即合,也确实根据蒋介石的愿望和需要解决了一些重大政治问题,因而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政学系占有特殊的政治地位。
新政学系中有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担任过蒋介石秘书的杨永泰,另一个便是张群。杨永泰被刺杀后,张群成了“新政学系”的唯一领袖,在拉拢各党各派增加蒋家王朝势力的活动中,张群起了重要作用。张群在蒋介石身边,被称为做“糨糊、胶水工作”,许多实力派、反对党派,几乎都通过张群而得以与蒋介石结合。
民社党首领张君劢,本是政学系重要干将张嘉璈之兄,但民社党投靠蒋介石却是由张群策动的。青年党主席曾琦1932年与张群熟悉后,便由张群介绍给蒋介石,最后投靠蒋介石。一些地方军阀、杂牌军队,也都通过张群的拉拢而依附于蒋介石。四川是张群老家,各军阀都通过张群疏通,与蒋介石联络和建立关系。军阀陈调元、刘镇华、徐源泉、龙云等,多通过张群加强了同蒋的关系。阎锡山、冯玉祥等也多由张群拉线传达一切。
在拉拢各党派以及各地方实力派方面,张群确实发挥了“糨糊、胶水”的作用。而张群的朋友评价他“只能呼之为蒋之使女,而不得称为如夫人,以如夫人尚有恃宠撒娇时,而张并此无之,惟有唯唯诺诺,欲如何便如何,无一丝违抗”,也说得颇为形象,张群对蒋介石方方面面研究得可谓透彻,因此善于迎合蒋介石。张群深知蒋最忌讳属下任用亲信拉帮结派,因此对于同乡、同学、亲戚、朋友和以前的同事一概不予录用。凡所用之人,首先要禀报蒋介石,顺利通过后才予以录用。张群也因此标榜自己“大公无私”,或以“清高”自命。
但事实上,张群只不过是不把亲友同乡等安排为自己属下,对他们的关照却是一种间接的方式。他的二弟张彻才学平庸,由于久居成都,四川军阀因有求于张群,便对张彻给予关照。尽管四川军阀连年混战,此伏彼起,但张彻历任税官不为所动。其四弟张镶不学无术,声色犬马,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但却被提拔为电报局长,高薪高位。而这些人对张群亲属的关照,自然要由张群本人对他们的关照去偿还。
党国要员险成阶下囚
1932年行政院改组,张群辞去上海市长之职,改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党政委员兼政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策划对付鄂豫皖边区根据地的红军。随后不久,改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兼北平市整理指导文化委员会副委员长。
1933年7月,张群任湖北省主席。1935年行政院长汪精卫遇刺受伤,亲日派力量受到沉重打击。蒋介石乘机改组政府,自任行政院长,张群出任外交部长。此时何应钦为军政部长,吴鼎昌为实业部长,张嘉璈为铁道部长,张群地位之高可见一斑。
全面抗战爆发后,张群改任军事委员会秘书长。1937年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张群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
张群虽官运亨通,但却并非一顺百顺。其间川军头领刘湘病逝后,蒋介石任命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及四川省保安司令。张群为四川人,不料却遭到四川诸军阀的强烈反对,使蒋介石被迫收回成命。
原来,抗战爆发后,川军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派出14个师出川抗战,刘湘随军督战。1938年1月刘湘因病逝世于汉口,川军顿时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蒋介石想借机夺取四川,于是宣布撤销刘湘主持的第七战区和川康绥靖公署;任命张群为四川省主席,接着又任命张为四川省保安司令。张群作为四川人,本应顺利就职将四川轻轻纳入蒋介石囊中。然而这一撤一任,使川军诸将领感到严重威胁,于是全体表示强烈抗议。张群为老乡所拒,使他丢尽了面子。
为了给张群挽回面子,也为了稳定大后方局势,蒋介石采取迂回策略,于1938年8月任命张群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主任,主管西南各省,成为了四川省府的上司。此后,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张群都在蒋介石身边,出谋划策。
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谈判。张群与周恩来成为了国共双方谈判的主将。谈判之前,蒋介石给张群定下三项谈判原则:其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其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其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从8月28日起在43天的谈判中,张群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反反复复纠缠于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两个问题上。因为蒋介石要“军令政令统一”,就是要共产党“放弃地盘”、“交出军队”。当时共产党已经领导着19个解放区政权和120万正规军,220万民兵。张群虽然态度谦和,不愠不怒,但在重大问题上毫无商量余地。由于双方条件要求悬殊,谈判多次陷入僵局。
后来,鉴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共产党方面表示了很大诚意,美国方面也希望中国暂时避免大规模武装冲突,而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最终达成协定,于10月10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然而,《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便开始部署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美国政府派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调停中国国内冲突。12月底,国民党接受中共就无条件停止内战举行商谈的提议,国共谈判在马歇尔的参加下恢复,并于1946年1月5日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
根据停战协议,1月7日正式组成三人小组,张群作为国民党方面代表,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在美方代表马歇尔的参加中,讨论《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的具体内容。10日,张群与周恩来签署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与《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同时公布。当天蒋介石向国民党军下达停战命令。中共中央也发布停战命令。
在美方代表马歇尔的调停下,张群在谈判中虽然表现得颇有诚意,但他心里清楚,这不过是做给国际舆论和国人看的,因为蒋介石已经加紧部署对解放区的大规模进攻。时隔5个多月,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挑起内战,张群的使命就此结束,于当年9月赴美治疗颈部肿瘤。
1947年4月,在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65次会议上,国民党又演出了“改组政府”的丑剧,张群粉墨登场,担任了由国民党、民主社会党、青年党组成的首届联合内阁的行政院长。
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即是内阁总理,可谓权倾一时。张群一上台便雄心勃勃地提出“经济自助十项计划”,想要在控制物价、稳定币制、清理税则、恢复生产等诸方面有所作为。但此时正值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危机日益加剧,全面内战一发而不可收拾之际。山东、陕北两个战场全告失败,蒋介石又发布“全国总动员令”,加紧“戡乱”,庞大的军费开支令张群无计可施。为弥补财政赤字,除了苛征暴敛,便是滥发纸币,以致物价飞涨,通货恶性膨胀,百姓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张群疲于应付,焦头烂额。
一年后第一届“行宪”国大召开,蒋介石由民主总统变为了独裁总统。本来蒋介石内定“首届行宪内阁”,“黄埔系”掌兵,“CC系”主党,“新政学系”和其他党派势力主管行政,行政院长人选仍然是张群。
不料,立法院在蒋介石提名之后以“假投票”的方式搞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何应钦得票最多,而何应钦此时已被蒋介石冷落了两年之久。张群却在CC系、复兴系的立法委员那里碰了钉子,皆不予通过。结果,刚刚主政一年的张群便灰溜溜地从行政院长的位子上退了下来,1948年5月被任命为总统资政。
1949年初,国民党统治已日薄西山。为作垂死挣扎,蒋介石在下野之前,任命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旋即,重庆绥靖公署撤销,成立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任该公署长官,主持西南大局,策划在西南建立反共基地,以挽危局。张群曾对刘文辉说:“西南是最后的堡垒,四川是西南的心脏,别的地方可以丢,就是四川不能丢,到必要时中央将调百万大军来保卫四川。”尽管嘴上如是说,事实上张群已经在考虑后路。他将四川的征兵由42万减为6.2万人,征粮即停,还释放了四川民盟成员田一平、孙文石、张大昌等21人出狱。
年底,蒋介石眼看四川即将解放,成都旦夕不保,企图利用云南和西康作为负隅顽抗的最后据点。为此,张群多次赴昆明活动。12月初,张群到昆明与“云南省主席”卢汉商量,说蒋介石准备把“中央政府”搬到昆明和西昌,被卢汉将军以“云南民穷财尽粮缺,负担不起,云南人民不会同意”为由予以拒绝。
12月9日下午,张群再次飞赴昆明,准备控制局面,并安抚卢汉。不料,卢汉将准备已久的起义提前举行,张群一下飞机便失去了自由。次日,张群给卢汉写了两封亲笔信,表示自己与蒋介石的关系极深,无法接受卢汉等人弃蒋投诚的建议。并说自己无军权,留在昆明无用,希望卢汉念昔日旧交,放其一条出路,并要求面见卢汉。
卢汉见到信后,派杨文清前往见张群。杨文清对张群说:“起义是云南人民的强烈愿望,我们是顺应民意弃暗投明而起义的,希望张先生和我们一致行动。”张群说:“你们的起义行动我是很同情的。我也知道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国民党的确是无法挽回了。蒋先生过去所作所为,连我也有不满的地方。但是,我一生都是一个国民党员,我和蒋先生的私人关系,你们也是知道的。我不能和你们一致行动……如果你们要把我当俘虏看待,交给共产党,我想他们也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此时,国民党军用飞机在昆明上空盘旋并发出警告,要求保障张群的安全。在此情况下,卢汉又顾及与张群的旧谊,于是决定释放张群,并赠3000元港币作路费。11日午后,飞机起飞前,卢汉派了一些旧军政人员前往机场送行。张群对卢汉的关照感激涕零,一再托“代主席”杨文清代为致意,并和送行者一一握手道别。
下午2时,飞机起飞,张群就此逃往台湾,改变了成为阶下囚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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